「搜身有兩種，一種是警察覺得你是形迹可疑，就可以查你身分證；第二個是警察合理地懷疑已經或即將或意圖犯任何罪行者，就可以搜查。第一種不需要通過一個客觀標準。」但黃宇逸提出2009年Wong Tze Yam案的判辭提到，警察以主觀判斷截人搜身，亦要根據客觀事實，「例如在6月12日的情况，如果一個人戴着口罩、眼罩、頭盔，警察也可以說有客觀證據支持他的主觀懷疑，但如果是一個普通著黑衫的師奶經過，也說覺得她形迹可疑，就比較說不過去」。
警員搜身前須解釋理據
「更多人不知的是，根據普通法，一個警員在搜身前必須解釋搜身的理據，如被搜者不問，警員就不解釋，這絕對不符合普通法的標準。」不過在實際情况下，「警察一般不會向你宣揚他的權力有幾多限制，只會跟你說他有什麼權力」。
一秒令警員冷靜執法既工具
輸入警員號碼叫佢個全名
http://police-github.github.io/
例如，輸入34354就搵到差佬叫陳志揚(高級警員)，咁可以講"陳志揚高級警員，請你冷靜d"！
然後從公務員事務局投訴警察
傳 真 : 2868 5069
電 郵 : csbcomp@csb.gov.hk
必須寫清楚警察名同編號
這個問題的答案帶點神秘。盧偉聰提到，警方使用上述武器時依從警隊武力指引，其實指引就是一套標準，可比照警方行動。不過查閱《警察通例》網上版本，會發現第29章「使用武力與槍械的使用」並沒有向公眾公開。一份2011年法庭判詞卻披露了一些內容，大律師黃宇逸指出案件為2009年尼泊爾籍男子林寶被警員開槍轟頭死亡，死因庭裁定死於合法被殺，遺孀Sony Rai提出司法覆核，當時警方交出了第29章部分內容，其中提到警察「使用武力的原則是，所使用的武力必須是為達到目的而須使用的最低程度武力；達到目的後，須立即停止使用。該等武力必須在當時情况下屬合理的」。
制服後踢打示威者 屬濫權
「在達到目的後須停止使用武力這點，從很多影片可見，警察鎮壓示威者時，即使制服了他們，還不斷揮警棍打示威者，或拳打腳踢，這些明顯不單是使用過度武力，更是濫用權力。」不過一哥說行動已跟足指引？「這是不可能的事。就着以最低程度武力達到目的這點，橡膠子彈和布袋彈是否當時最低武力？如果像他提到的情况，有示威者在衝擊、擲鐵馬，說法可能成立，但人一直在撤走，則完全沒有必要用橡膠子彈，因為那是用來解決即時的武力威脅，對記者更沒必要。」
3. 盧偉聰說警員感到生命受威脅，要用武力保障自身安全，出動橡膠子彈和布袋彈也是必要？
《香港01》攝記曾梓洋在當日拍攝期間中彈受傷，他向我們詳述經過，當時他身處力寶中心對出的行車天橋橋底，示威者正在撤退，警方則向前推進，他站在花槽旁拿出電話打算傳照片給同事，突然聽到「砰」一聲，感到有硬物高速射向腳踭，他即時站不穩倒地，數名示威者迅速把他抬走，後來到律敦治醫院求醫，傷口流血及腫起，幸照X光得知沒傷及骨，但事發後兩日行路仍有困難，傷口亦未消腫。他質疑自己戴上寫明記者的頭盔亦中彈，「即使我是示威者，亦完全沒有衝擊行為，為何仍要向我射擊？」
4. 橡膠子彈和布袋彈不是實彈，是「低殺傷力武器」，適合應付激烈的示威場面？
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副會長、外科醫生馮德焜解釋，「實彈殺傷力在於穿透力，可射穿皮膚入體內，甚至再穿出，可直接刺傷或扯傷器官，另外子彈通過身體組織時減速，會製造熱力，將體內水分蒸發成水蒸氣，有輕微爆炸效果，對體內組織傷害很大，打手腳都有機會死。而橡膠子彈及布袋彈不是打入身體，造成的是撞擊性傷害，打到手腳最多是肌肉撕裂，或撞到大血管，都未必會即刻致命；但這種傷害也可以殺人，首先可造成內出血，如打中的位置下有重要器官，會導致嚴重流血，打頭可造成嚴重的髗內出血。」
醫護：不少中彈位置在頭部
示威者K（化名）向我們表示，他在遠東金融中心附近搬鐵馬與警方對峙，突遭射中，傷口亦不是下身，而在近鎖骨位置（圖a），留下明顯小圓印，亦有腫起，「好似打war game中一槍」，「但沒誇張到不能走」。馮德焜醫生說：「有在場幫手急救的醫護向我們報告，中彈的傷害有不少在頭部位置，這明顯是過分武力，警方自衛不是理由。警方用武的最終目標是制服示威者，不是置他於死地。」他亦提到催淚彈，「據現場急救者所說，催淚彈是密集式地用，在多人撤退時，警方還往人群射一個催淚彈，人群在擠迫的天橋四散容易造成人踩人，又或射向被圍困在一個地方的人，會焗到他們。催淚氣體的使用原則是驅趕群眾，而不是想人窒息，以醫生角度看，用武是協助管制，而不是懲罰人、傷人」，「醫學院訓練講求醫生將病人視為人而非僅為病例，希望香港警隊亦要當示威者是活生生的人去對待，合理地制服，而不是不顧其生死」。
5. 場面混亂，警方開槍，子彈誤中副車也難怪？
民權觀察成員王浩賢指出，「國際社會關於非致命武力的槍械使用也有一些原則，如不可用會連發的自動式槍械去射擊，就是要確保射擊是控制得到，不會過量、任意用」，在聯合國《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》裏列明，使用非致命（non-lethal）武器應「小心控制」，亦要減低危及與事件無關的人。王浩賢說國際對於使用武力的其中一個標準，是要具針對性，「盡可能避免以無差別的方式使用暴力，以免誤傷無辜的人，這個問題會影響警方使用武力的合法性」，「當警方在現場難令武器準確地按原本的使用目的或規範去用，就不應該用。」
6. 警方將6月12日的事件定性為「暴動」，可合理化所使用的武力？
黃宇逸分析一個假設情况：「若有一個警員被告民事上有責任，他的口供可能會說因警方內部已定性為暴動，所以他認為當時情况要使用這樣的武力，盡快驅趕『暴徒』，那可能會影響法庭判斷，這前線警員是否真誠相信需要使用該程度的武力。至於刑事上，警方定性暴動影響人對事件的觀感，相信專業法官可自行摒除這個考慮，但對陪審團就比較難，當然高等法院審的話，專業法官會有適切指示，但陪審團都是香港人，始終有先入為主的感覺，這是制度上有此限制。」
警方定性暴動 不影響法庭判罪
至於警方定性對於暴動罪指控，「在法律定義上完全沒有影響。就旺角事件在高等法院審的兩宗案件，如果留意陪審團的比數、考慮的時間，可看到陪審團是非常謹慎地做決定，不是別人所說看陪審團是黃絲還是藍絲，我覺得這是侮辱了陪審團的智慧，如梁天琦每個指控的比數都很不一樣，有些罪成有些脫罪，就能想像陪審團就嚴謹法律定義有一番辯論，才得出結論」，「警方定性整天的行動是什麼性質，與一個人參與的活動是否犯了暴動罪是兩碼子的事，後者有嚴謹的法律定義。如旺角的案例，事發是夜晚到翌日清晨，不同人因不同時段的行為有些被控非法集結，有些是暴動，就可看出不是警方將整天活動定性為暴動，一參與了便涉暴動罪，而是視乎當天的行為」。
7. 盧偉聰回應有指示威者被警員用橡膠彈射頭部及被制服後仍被打，呼籲相關人士報案。事實上示威者是否難以追究警察過度使用武力？
監警會觀察員 缺席612現場
受傷攝記曾梓洋明言，「對警察冇乜信心，真心相信投訴亦不會有人受紀律處分」。而當日民權觀察派出9名觀察員到場，王浩賢就批評監警會沒派觀察員「令人失望」，「這是監警會的職責、角色，不能以組織時間不足為由推搪，看不見它保障市民權利的積極性」。我們向監警會查詢，監警會稱當日確沒派觀察員到場，「是否派人視乎不同case」。
「速龍」隱編號 傷者難投訴
王浩賢亦指俗稱「速龍小隊」的特別戰術小隊制服遮蓋大部分身體，不見警員編號，「是逃避問責、公眾監察的策略」，傷者也難以在投訴時描述出警員面貌等特徵。「如何追究？這是很大的問題，特別是他們配備了精良的防暴裝備，會使用高度武力。」我們曾向警方查詢速龍小隊制服上是否有警員編號及其位置，在截稿前未獲回覆。王亦認為警方不公開《警察通例》第29章，或相關的程序手冊，「很難判斷處長的解釋是否與指引相符」，但警方今次行動在「國際指引層面就明顯有問題」。
曾梓洋稱無從得知中的是布袋彈還是橡膠彈、是誰發出，黃宇逸就解釋中彈者可循民事向律政司長索償，重要是向醫生要求驗傷、為傷口拍照留底，若傷者即時求醫時有向醫生投訴，相信自己在示威集會中遭槍傷，有醫生留下的紀錄，亦有助日後舉證。
8. 示威者若是受傷到醫院，醫生會將傷者資料告知警方，增加被捕風險？
拔萃女書院一名教師右眼中彈受傷，與另外3人求醫時被捕，更傳出有受傷示威者為免被捕不敢到醫院，馮德焜醫生說「根據我們掌握到的資料，懷疑（被捕個案）是警方查案時自己作出的行動」，「醫護人員不會懷疑傷者犯了法就通知警方，一般做法是有病就醫」，「醫護第一優先都是先醫治病人，最重要是得到病人信任，我們不會隨便泄露私隱，除非得到其同意」，他強調以病人福祉為先，「如果報警會令眼前病人所受的保護更大才會這樣做」，如家暴多數會先找社工；懷疑性侵個案「牽涉搜證，如果病人來求醫，我們懷疑他受性侵，他又願意報警，我們會找警察，但原則上即使我們強烈勸喻，也要得到病人同意」。
9. 若是被捕，必須按警方要求交出手機密碼或用指模開機？
黃宇逸：「被捕人士沒任何法律責任協助警方調查，這是刑事法律程序上一個最基本的原則。」2014年七一遊行領頭車司機岑永根被警方沒收手機，他其後申請司法覆核一案，法庭最後裁定除緊急情况外，警方須有手令才可查看被捕人士手機內容。黃宇逸說，若以為因被捕要打指模，所以警方要求被補者以指模開機也沒問題，「這絕對是誤解」，「即使警察說是緊急情况所以有權查看手機，要求交出密碼，被捕者亦有保持緘默的權利」，警方可以看手機內容，與被捕者是否提供密碼，是兩件事，不過因為被補者身在警署，面對眾多警員，而警員對落口供過程又通常比被補者遠富經驗，被補者容易忘記自己應有的權利。對於坊間有說法稱，未被捕的人倒沒有絕對緘默的權利，他笑言：「怎可能未被捕的人權利會比被捕的人少？」
Sources: 曾曉玲, MingPao, HK01
